很多人可能听过“杂号将军”这个称呼，在三国时期，可以说有不少武将都是“杂号将军”。这个称呼就算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但是光凭“杂”这个字，听起来也知道不是什么好话。那么历史上这些杂号将军究竟都是些什么样的人，他们为什么会称为杂号将军?而且在三国时期的杂号将军非常多，这又是为什么呢?下面就让吾爱诗经网的小编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。
君子性非异也，善假于物也。蜀汉的杂号将军，是刘备用来“明尊卑、收人心”的利器。
建安十九年(214)刘备克成都，大封群臣，赏赐巨亿。乃至元勋四人(关、张、葛、法)竟每人分到黄金五百斤、白银一千斤、铜钱五千万、蜀锦千匹、珍宝无数。益州既平，赐诸葛亮、法正、飞及关羽金各五百斤，银千斤，钱五千万，锦千匹。--《蜀书六 张飞传》
类似的“强盗分赃行径”历代皆有，固无足论。值得注意的地方、是刘备集团的“将军名号”，亦自此猥滥。
两汉立国各二百年，前汉将军号共47种、后汉将军号共75种。蜀汉立国不足半个世纪(221-263)，将军号竟多达62种。注：具体数字引自洪武雄《蜀汉政治制度史考论》甲篇第一章。
虽然乱世中军事活动频繁，将军名目增多情有可原;但如果熟悉《蜀书》，会发现蜀汉政权内部，挂将军名号者，大抵不掌兵。真正统军之人，是领军、典军、护军、监军;以及军师和参军这类职位。
蜀汉“将军号”的作用，实际是表示“班列位阶差异”(品级)。换言之，在两汉制度里“秩阶二千石”的偏裨杂号将军，在蜀汉政权中、已分化出不同的朝班次序。因此，刘备入川后滥授将军封号，便很好理解。即借用“不同的将军称号”，来确定阵营内部的高低位次，达到尊卑有序之目的。
另外，因为刘备地盘有限，无论是郡守、还是令长，可授之官均不为多。因此“无常事、不常置”的将军职位，因为“没有定员限制”，便成了肆意增设、笼络人心的武器。一言蔽之，刘备滥增将军封号，实际是“穷生奸计”的不得已。而新设的诸将军，又在“劝进大业”上助力刘备，可谓一石二鸟。
将军者，顾名思义，是“将”(统御)“军”(部队)之意。领军者即是将军。两汉将军名号极为有限，除了固定的“八重号“外，其余均为遇战事则临时任免，战罢则撤销职务，属临时性质。
将军，不常置。本注曰：掌征伐背叛。--《后汉书 百官志》注：大将军、骠骑将军、车骑将军、卫将军、四方将军合称八重号。重号将军，班在公卿之列。比公者四：第一大将军，次骠骑将军，次车骑将军，次卫将军。--《后汉书 百官志》左、右、前、后，皆金紫，位次上卿，典京师兵卫、四夷屯警。--蔡质《汉仪》
特殊情况下、大将军可以“班在群僚之右”。东汉诸帝早夭、往往幼主临朝，大将军由外戚首领担任，有辅政之权。
重号之下又有杂号。杂号将军金印紫绶(同于公卿)、秩阶二千石(同于郡守)，亦属高阶官职。这类杂号，因为颇具“临时任免”性质，往往会冠以“任务名称”或者“部队特性”;如“讨虏”“平寇”“楼船”“伏波”“强弩”“骁骑”等等。或冠以美称，如“奋威”“奋武”“扬武”“扬烈”等等。
需要注意的是，刘备入川后，新设的诸杂号，秩阶与汉制的“二千石”已经明显不同，出现了不少班在“五校尉”(比二千石)之下的“将军”。这批“低阶杂号”，实际秩阶大约在“千石”甚至更低。
比如在荆州充当长沙太守(二千石)的廖立，随刘备入川后，授予的将军号居然位在五校之下(比二千石)，相当于连降三级。导致廖立破口大骂，称“所托非人”。
(廖)立随比为将军，面语臣(指诸葛亮)曰：“我何宜在诸将军中!不表我为卿，上当在五校!”--《诸葛亮集》诸葛亮闻讯，意味深长地表示“李严的杂号将军，亦班在五校之下”。臣答：“将军者，随大比耳。至于卿者，正方(指李严)亦未为卿也。且宜处五校。”--《诸葛亮集》
有低阶就有高阶。如安汉将军糜竺，因为定策大功，班在九卿之上。注：见《劝进表》，安汉将军糜竺，班在太常赖恭、光禄勋黄柱、少府王谋之上。可知安汉将军位次远超九卿，拟于三公。
考虑到彼时刘备以“左将军”(四方重号)身份授官，可知蜀汉政权中，四方将军(前左右后)位在上公。很好理解，谁让开国皇帝是“左将军”呢?就好像利比亚昔日的最高军衔是“上校”一样。注：卡扎菲上台时，军衔是上校。故利比亚长期以“上校”为最高军阶。
可见，刘备麾下的诸多杂号，已经出现明显的地位差异。群僚虽然皆冠“将军之名”，实际班次却有“云泥之别”。
“无定员、不常置”的杂号将军，是笼络人心的利器。将军号的猥滥，事出不得已。毕竟刘备这种成型未久的“草台班子”，首领官止“左将军”(中二千石)，能授予的职务，顶天到郡守(二千石)、令长(四百至六百石)。
尴尬的是，当时刘备手里也没几个郡县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。平日里，群下的职位大抵是“参/署左将军府事”、“左将军从事”等等，相当于没有汉廷的正式名分、只是跟着刘备瞎混而已。更不必说自徐州叛乱(199)后，刘备的左将军名号也被曹操褫夺，转授辽东公孙家族。
荆州时代(201-208)，刘备麾下最高的官职，不过是“偏将军”关羽、糜竺，与“中郎将”张飞。这哥几个也没有根据地，只能跟着刘琦、刘备狼狈地混饭吃。赤壁战后(208-211)，刘备南征四郡(武陵、零陵、长沙、桂阳)，众兄弟才算有了栖身之所。关羽也终于从偏裨将军，升格为“荡寇将军”(杂号)。但其“襄阳太守”依然是遥领，襄阳实际在曹魏手中。先主收江南诸郡，乃封拜元勋，以羽为襄阳太守、荡寇将军。--《蜀书六 关羽传》
总而言之，没有“资本”是刘备最大的问题。想封个太守，都只能画饼充饥。更严重的问题是，有限的地盘中，郡守已被瓜分完毕(关、张、赵、葛、廖立、郝普)。而县令、县长则是鄙陋小职，无法收拢名士之心。比如零陵大族蒋琬，与表弟潘濬、刘敏皆为荆州俊才。刘备入蜀、征召蒋琬为广都县长，结果蒋琬嫌弃官儿小，竟终日烂醉，消极怠政。导致刘备视察时，蒋琬还在“神游爪哇”。
琬以州书佐随先主入蜀，除广都长。先主尝因游观奄至广都，见琬众事不理，时又沉醉。--《蜀书十四 蒋琬传》当时备大怒欲杀琬，诸葛亮请托得免。其实刘备暴怒，恐怕出自蒋琬轻视自己“所授官小”的恼火。蒋琬也不想想，当年刘备为了一个“安喜县尉”，冲锋陷阵、浴血奋战，差点儿被张纯叛军杀掉(187)。如今给了蒋琬县长之位，竟不知满足，也难怪刘备大怒。
县长四百石、县令六百石，大族出身的名士，根本看不起这点儿微薄的俸禄;甚至会嫌弃官小位卑，拒绝征召。东汉“养志隐士”，非“公车征召”不至，即如此类。注：“隐士养志”(沽名钓誉)的案例多到数不清。有些入戏太深的，甚至“公车征召”亦不肯出仕。详见《后汉书》、《三国志》，文多不载。
因此，入主成都，割据益州之后(214)，刘备便要另想对策。
因为荆州郡县有限，益州郡县也不为多，更不用说还有刘璋旧部、益州土著、东州集团等势力亟待安抚。刘备初入川，不可能完全剥夺旧人的权力、来补偿新人。因此，如何安抚新、旧势力，便成为刘备集团政治工作的重中之重。
将军封号，是解决问题的钥匙。因为将军之职，本为征伐所设;遇有战事即授予，战罢则收归朝廷，属临时性质的职务。因此“无常事、不常置”也“无定员”。换言之，将军号是一个可以“无限授予”的高阶职位。
这完全符合刘备的需要。毕竟刘备不像曹操家大业大，刘备手里那点儿可怜的郡县数量，只怕“一个县城设置八个县长”都不够分，只好另辟蹊径，利用“秩二千石”的杂号将军，笼络人心。于是 刘备集团中，昔日的穷亲戚、穷哥们儿遂一夜鸡犬升天。
著名的“谈客三人组”(糜竺、简雍、孙乾)，不过是耍嘴皮子的说客，未尝有所统御，均授将军封号。孙乾秉忠将军、简雍昭德将军、糜竺安汉将军，位在卿上。
益州既平，拜(糜竺)为安汉将军，班在军师将军之右。--《蜀书八 糜竺传》先主定益州，乾自(左将军)从事中郎为秉忠将军，见礼次麋竺，与简雍同等。--《蜀书八 孙乾传》先主拜雍为昭德将军。--《蜀书八 简雍传》
简雍是个满口黄段子的无赖，仗着“刘备发小”这层关系才做的将军。他这个所谓的“昭德”(即光大德行)完全名实相悖，平日里是个“瘫腿箕坐、优游讽议”的政治混混，哪里有半点儿“昭德”之美!(简雍)性简傲跌宕，在先主坐席，犹箕踞倾倚，威仪不肃，自纵適;诸葛亮已下则独擅一榻，项枕卧语，无所为屈。--《蜀书八 简雍传》
还有镇远将军赖恭，在交州刺史任上、被苍梧太守吴巨驱逐，不得已投奔刘备。按《吴书》所言，赖恭是个“昏头昏脑、不晓时事”的腐儒。这种糊涂虫竟也一夜间跻身“将军”之列，可笑至极。零陵赖恭，先辈仁谨，不晓时事。--《吴书八 薛综传》
刘备入川，鸡犬升天，几乎人人皆为将军。但真正“有领兵之权”的将军，依然还是关张赵葛那班旧人，其余诸“将”，不过备位充数而已。究其原因，还是因为刘备资业有限，不得不利用“不设定员”的将军封号，擢拔群士、笼络人心。
将军名号，除了可以收拢人心，另有“自抬身价”的作用，为称帝劝进做准备。刘备入川之始，诸葛亮便对刘巴说“主公收合文武、欲定大事”，即指篡代称帝之事。换言之，刘备称汉中王(219)、称皇帝(221)的计划，实际是前后手。亮曰：“主公今方收合文武，以定大事。”--《零陵先贤传》
这就需要“劝进者”必须具备一定的资历地位。最好是前朝的三公九卿;至少也得是个将军、尚书。如果“劝进者”是一群县令、县长，那就显得“新政权的格局”太过猥琐，没有朝气，好似“割据小朝廷”一般。因此，刘备称王时(219)，便需要手下地位尊贵、至少也得是杂号将军。刘备称帝时，需要的便更多。
这也能解释为何廖立、李严初受的将军号，班在五校尉之下(214);但刘备晋位汉中王之后(219)，便直接滥封了“四方将军”(关张马黄)与尚书令(法正)。这是因为称王(219)仅仅是称帝(221)的前奏。称王的劝进者，杂号将军即可;称帝的劝进者，非重号将军不行。个中道理显见。
旧社会里要推举个县长，只需县里的地主大户、流氓恶霸即可。但推举个市长，“县级大户”便显得轻了，非得城里的商会头子、保安团长不可。这也是《汉中王劝进表》中，群臣上书中“海内英雄望风归附，可惜刘备爵号不显”的政治隐喻。海内英雄望风蚁附，而(刘备)爵号不显，九锡未加，非所以镇卫社稷，光昭万世也。--《汉中王劝进表》
换言之，想收罗英雄，必须身居高位。而身居高位，便自然有了更大的权力，来敕封更高的官职，进而巩固法统，收揽更多的人才。相比曹操在《让县自明书》里“孤本非岩穴知名之士”的自谦，刘备在自领汉中王时、自诩的“孤以具臣之才、荷上将之任”便显得特别妄自尊大、急不可待了。孤(曹操)始举孝廉，年少，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。--《让县自明书》
先主上言汉帝曰：“臣以具臣之才，荷上将之任，董督三军，奉辞于外……”--《蜀书二 先主传》其实并非纯粹出于僭越之心，而是不得不自抬身价，以镇抚四方。非其本心、时势所迫耳。
刘备入川之初、滥增将军名号，其实是一体两面、互为因果的行为。彼时(214)地盘有限，且川中势力盘根错节，在无法剥夺旧人权力的限制下，如何“安抚新人、收罗俊才”，便成了刘备的当务之急。
在此背景下，具有“临时性质”而又“无定员限制”的杂号将军，便成了安抚臣僚的利器。乃至出现部分杂号将军、班在五校之下，引发廖立等人的怨恨。
然而“安抚群下”只是前奏，刘备大封将军，实际是在为之后的“称王称帝”做准备。毕竟想推举国王，“府吏”、“县令”、“郡守”实在难堪大任。《劝进表》中最好是清一色的将军头衔，显得“有里有面儿”。这样，蜀汉小朝廷虽说是“关门自嗨”，也不至于“太过跌份”。
在此原则指导下，刘备集团中的谈客、关系户、政治混混这类“从未领兵”的闲散人员，一夜间皆得“将军”之号，沐猴而冠，可笑至极。蜀中将军封号的猥滥，也自此(214)而始。后主时代典兵者，大抵冠以都督名号，另有领军、护军、监军、典军，甚至军师、参军等临时性职务、逐渐取代将军，成为实际的掌兵之人。
蜀汉将军名号的猥滥、始自刘备入川的滥封。但若无刘备之滥封，“僭越自立”也便难以成行。毕竟刘备虽“有心践祚”，也需要“劝进者”具备一定的身份地位。这在益州群臣所谓“刘备爵号不显、难以相率”，以及刘备自叙“臣荷上将之任、督董三军”的迫切态度中，即可清楚洞悉。大封将军，实际是为了“晋位九五”。
后主世，便借用临时性称号(典军、领军、护军等)统御军队，而将军之号，则演化为位阶的标志。此即阎步克在《官阶制度引论》中描述的“官职的爵位化、秩阶化”云云。实职不断虚职化、位阶化;最终被“差遣官”(临时职务)所取代，重新构建新朝的官制系统，是四千年信史中循环往复的故事。历史在不断重演，而人们又总在同一个地方被绊倒。看刘备滥封之事、可知确实如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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